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閉幕后,首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到天津傳達了中央關于接管中國銀行的方針:在四行、兩局、一庫中,中國銀行有其特殊性。它有商股,有海外機構,歷史悠久。全國解放后,中國銀行要建成面向海外的外匯專業銀行。為此,要繼續保留中國銀行的原名和原機構,原有員工原則上都留用。
全國解放以前,中行職工中,有不少人員已經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中行總處和上海、南京、天津、漢口、重慶等分行都有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他們根據黨的指示,開展了各項有利于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斗爭。
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關于接管中國銀行的通令
中行各地分行紛紛采取措施,動員組織職工群眾,堅守崗位,保護行產,迎接解放。1949年2月中旬,上海中行的地下黨員和積極分子發起籌組“中國銀行員工應變互助會”。1949年5月25日凌晨,解放軍解放了上海市蘇州河以南地區,國民黨軍隊尚在蘇州河北岸頑抗,外灘中行大廈仍在國民黨軍隊的槍彈射程之內。當天早晨,上海中行的中共黨員和積極分子就冒險來到銀行,找出兩匹白布寫上“慶祝大上海解放”和“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做成兩幅各長30米的大標語,高懸在中行大廈上。這是解放上海時外灘最早高懸的大標語。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28日,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派代表接管了中行總處。
6月4日,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在上海主持召開會議。會上鄧小平傳達了接管中國銀行機構和人員的方針:原封接管、穩步改造、盡快恢復營業;并宣布龔飲冰任中國銀行總經理。
1949年6月中國銀行恢復營業
漢口、南京、杭州、西安、桂林、廣州等地的中行機構也都開展了一系列的護行活動,積極組織職工做好銀行庫存、帳冊、文件、公物的保護工作,以不同的形式迎接解放,絕大多數中行機構均被人民解放軍順利接管。
1950年1月,新中國的外交工作逐步展開,中行海外分支機構相繼接受中行總處的領導,同時迫切需要政府頒布新的中行條例和章程,組成新的董事會,以便海外分支機構重新辦理登記注冊手續。這是關系到正確對待商股和中行海外機構長期存在的大事。政務院周恩來總理和陳云副總理都親自過問。陳云副總理親自聽取匯報,并把中行的舊條例、舊章程都調去詳細查閱;周恩來總理親自審定中行新董事會的官股董事和監察人名單。對原有中行的商股董事和監察人,周總理指示:只要不是戰犯都全部予以承認。
1950年3月22日,新華社發表了周恩來總理簽署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命令:“查中國銀行之股權,除三分之一商股外,國家投資占三分之二,為公私合營的銀行。現在全國業已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早經建立,該行之國家投資,自應為中央人民政府所有。為加強人民政府對該行的領導和監督,特指定南漢宸、曹菊如、馬寅初、胡景沄、沙千里、章漢夫、章乃器、王紹鏊、龔飲冰、冀朝鼎、詹武、孫曉村、鄭鐵如等13人為該行官股董事。何香凝、陳嘉庚、司徒美堂、許滌新、李世璋等5人為該行官股監事。中國銀行原有之商股董監事,除戰犯外,均繼續有效。該行應于短期內,迅速召集董事會議,以推動業務之開展”。
1950年4月9日,中行新的第一屆董事會在北京召開,中國銀行新的領導機構正式組成,中國銀行歷史翻開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