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6年6月到1949年5月,國內物價比戰前(1937年6月)上漲了36萬億倍,糧價比戰前上漲了47萬億倍,分別比通貨增發倍數超過了248倍和324倍。1949年5月21日,上海大米每石價格為金圓券4.4億元,若以每石米320萬粒計算,買一粒米就需要金圓券130多元。“粒米百元”成為當時惡性通貨膨脹和物價狂漲的真實寫照。
貨幣貶值后,百姓面對成堆的鈔票一籌莫展
惡性通貨膨脹與貨幣崩潰給中行的經營管理帶來了不少問題。
一、對中行資本額的影響。
1948年8月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后,中國銀行的資本總額6000萬元,按300萬對1的比率折合成金圓券,僅合20元,根本不能代表中行的實際資本。關于幣制改革后中行資本金問題,中行常務董事會做出決議:就本行所有兌換盈余、證券盈余和歷年各項提存準備等,共計金圓30800余萬元,撥出6000萬元,作為資本升值之用,按股平均分配,每股面值金圓100元,共計60萬股,合金圓6000萬元,即為中行資本總額。
二、存戶要求清償戰前存款。
因戰爭關系,很多銀行存戶一直未能提取存款。抗戰勝利后,因為通貨膨脹,貨幣一再貶值,存戶損失嚴重,紛紛要求銀行清償存款,并補償損失。而銀行認為通貨膨脹造成的損失不應由銀行負責。
1947年12月25日,政府公布了《戰前存款、放款清償條例》,對于戰前存款給予一定的補償。但是補償比例和實際物價上漲的指數相比,相差甚遠,引起了存戶的極大不滿,海外華僑尤為氣憤。從以下兩個例子中便可看出當時民眾存款損失之嚴重。“存戶林慶英等六人,戰前定期存款22筆,共計大洋1358萬元,根據清償條例清償,再以300萬比1折合金圓券,存款20年,只得金圓券700多元。古巴歸僑麥九根,出于愛國熱忱,1946年4月將1200元美金匯入國內,合法幣144萬元,等到1948年回國收取匯款時,只能折合金圓券0.48元。”
根據福州中行及其所屬各行截止1941年12月的統計,其戰前存款應清償的總數就達950億元法幣。由此推算全中行系統應清償總數,金額之龐大可以想見。
三、鈔荒嚴重,票據泛濫。
通貨惡性膨脹后,物價上漲率大大超過了貨幣發行量的增長率。銀行應付提存發生困難,中行各地分行往往要求上海中行接濟現鈔,而上海分行每日從央行所能領到的現鈔數目,還不能滿足自身需要。可見當時鈔荒的嚴重情況。物件飛漲,現鈔匱乏,作為交易籌碼的支票、本票,在市上流通數量隨之劇增。據上海中行資料記載,1949年2月,上海票據交換所交換張數為543萬多張,3月份猛增到1362萬多張,嚴重影響了票據交換工作的正常進行。
四、不少地方改用銀元,給收付業務帶來問題。
1949年春,金圓券面臨崩潰,不少地區的收付改用銀元,但是銀行受到規章限制,對該項收付難于處理。中行將有關問題向中央銀行請示,卻又得不到及時回復。對中行的收付業務帶來了一定影響。
從以上幾種情況可以看出,在通貨惡性膨脹,金圓券面臨崩潰之際,中國銀行的工作處于十分混亂艱難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