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變發生后,金融市場出現動蕩。政府急需一個能夠處理戰時金融的權威機構,但是當時的中央銀行,實力尚弱,還不具備這樣的條件。需要另外成立一個能夠統制金融機構的最高權力機關,以便集中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四行的力量,安定與活躍金融,并通過它扶植壯大中央銀行,強化對金融的壟斷。
1939年9月,南京政府頒布《戰時健全中央金融機構辦法綱要》,要求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四行合組聯合辦事總處,負責辦理政府戰時與金融、經濟政策有關的各項特種業務。10月1日,四聯總處正式成立。蔣介石擔任理事會主席,總攬一切事務,孔祥熙、宋子文、錢永銘三人任常務理事。理事會的組成包括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政院長、財政部長、經濟部長和四行領導人。四聯總處成為戰時的中樞決策機構,凌駕于四行之上,可以任意指揮和操縱四家銀行。
四聯總處成立后,對外加強了金融經濟壟斷,對內加強了中央銀行的地位。通過四聯總處的扶植,央行實力迅速增長。
1942年3月,國民政府從美國借到5億美元,充實了外匯基金,蔣介石決定實行中央銀行對貨幣的統一發行,調整四行分工。1942年5月28日,四聯總處臨時理事會通過了《中、中、交、農四行業務劃分及考核辦法》。其中規定央行的主要業務是:集中鈔券發行;統籌外匯收付;代理國庫;匯解軍政款項;調劑金融市場。中行的主要業務是:受央行委托,經理政府國外款項的收付;發展與扶助國外貿易并辦理有關事業的貸款與投資;受央行委托,經辦儲蓄信托業務。中行由國際匯兌銀行改組成為了國際貿易專業銀行。
中國銀行改為國際貿易銀行后刊登的業務廣告
四行專業化分工后,中國銀行的實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一、業務發展受到局限。四行專業分工后,外匯改由央行統籌收付,中行只能在國際貿易范圍內謀求發展。但是,當時國際交通阻滯,發展國際貿易困難重重。中行經辦僑匯工作歷史較長,海外機構眾多,具有一定優勢。但是專業分工后,法幣發行權集中到央行,中行常因為鈔券得不到央行的及時供應,影響了海外華僑匯款的積極性,中行的僑匯工作深受影響。中行開辦農貸業務較早,到移交前1941年底的統計,農貸余額為1.82億元,占四行一局農貸總額的40.1%,與專辦農貸業務的中國農民銀行接近。根據分工要求,中行的農貸業務全部交出,無疑是中行的重大損失。
二、中行實力被削弱。中行實力雄厚,各項業務大多處于四行中的領先地位。1941年中行的普通存款余額為51.15億元,占四行存款總余額的52.1%,央行為22.29億元,只占22.7%;貸款方面,1937年中行貸款余額占四行貸款總余額的39.5%,央行只占34.2%。專業化分工后,中行的存款、貸款業務顯著減少,業務收益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