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至1932年間,白銀國際價格下跌50%,白銀流入中國增多。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資本主義國家大面積爆發經濟危機,很多國家的貨幣改用金本位,導致世界白銀供過于求,銀價劇跌。紐約1928年白銀平均價格每盎司0.585美元,1932年跌至0.283美元,4年下跌51.62%。世界銀價下跌,流入國內的白銀增加,國際收支惡化,進口物價上漲,增加了政府償付外債的負擔。
1933年至1935年間,美國提高銀價,三年暴漲一倍以上,中國白銀又開始大量外流。美國是當時主要的產銀國,銀價狂跌自然影響到其自身利益。美國為了操作世界白銀市場,轉嫁經濟危機,同時也順應國內白銀礦主的壓力,開始實行新的白銀政策。美國于1933年3月放棄金本位,12月21日美國白銀收購價格提高50%。1934年6月19日,美國政府公布購銀法案,規定美國的金銀儲備中,白銀占四分之一。1934年3月底,美國持有黃金85.99億美元,為保證金銀比例為3:1,需要28.55億美元的白銀,除已有的生銀和銀幣外,尚需收購白銀11億盎司,相當于6年的世界白銀總產量。美國在倫敦市場購買白銀,銀價一路飛漲,世界白銀市價最高達每盎司0.81美元,為1932年紐約白銀市場歷史最低價的3倍,世界震動。
銀市的劇烈動蕩給以銀為本位幣的中國帶來了致命的打擊,大量存銀洶涌外流,國內銀根奇緊,物價下跌,工商業資金周轉困難,不少銀行、錢莊、工廠、商店紛紛倒閉,經濟面臨崩潰。
國內經濟蕭條,金融混亂,中行身臨其中,急謀補救。
一、向美國政府呼吁。中行是上海銀行同業公會的主要成員,上海銀行同業公會于1934年2月2日向美國總統發電,力陳提高銀價對中美雙方不利。
二、向政府建議白銀出口征稅。1934年3月銀行同業向財政部提出建議,征收白銀出口稅。1934年4月5日財政部命令關務署,白銀出口征收2.25%的出口稅,1934年10月14日又宣布《白銀出口增稅實施令》,規定銀本位幣出口征稅10%。
1934年關稅庫券百元券樣張
三、參加外匯平市委員會。財政部為安定匯市,于1934年10月17日成立外匯平市委員會,委員共有3人,由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各指派一人組成,中行上海分行經理兼總處國外部經理貝祖詒被推舉為委員會主席。同時收集流動資金一億元,由中、中、交三行以四、四、二比例分擔。
四、充分供應市場所缺現銀。市上現銀缺乏,銀根縮緊,人心不安,紛紛收藏現洋。中行為了防止可能產生的提存兌現風潮,充分供應內地分支行所需現洋。自1934年11月12日開始的兩個月中,由上海運至內地的現洋共計5700多萬元,其中中行最多。同時,上海中行為適應需要,增發一元券紙幣,以減少現銀需求。庫存一元券供不應求,就將已印好的北京地名的一元券改印上海地名供應市場。
五、為財政部在外購買現洋。1935年3月財政部委托中行會同交行,以港幣或外幣證券在香港購買現洋2000萬元。
六、建議獎勵外銀輸入。1934年12月24日中行總經理張嘉璈與中行常務董事陳光甫向孔祥熙建議制訂獎勵白銀進口的政策。外匯平市委員會主席貝祖詒(上海中行經理)也于1935年1月12日呈報財政部,建議制訂獎勵外商銀行輸入白銀辦法。
七、與外商銀行訂立“君子協定”。享有治外法權的外商銀行在一定程度上操縱了上海金融市場,國民政府希望外商銀行協助中國防止白銀外流,派宋子文于1935年4月14日以新任中行董事長的身份與上海外商銀行公會代表開會,締結了沒有強制力的“君子協定”。外商銀行公會根據協定于4月16日召集臨時會議,通告:贊助中國政府的健全通貨政策,自動暫停裝銀出口;如有往來銀行要裝銀出口時,各銀行當勸阻之。
到1935年,美國政府不再從倫敦市場大量購進白銀,世界銀價開始下降;加上國內各界的應對措施,使得國內白銀市場逐漸趨向平穩,白銀風波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