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組為國際匯兌銀行后，中行開始轉移業務方向，由專重政府機關轉向企業。在承擔財政借款的沉重包袱下，努力勻出資金，擴大貸款規模，支持國內生產發展。

1933年前中行貸款每年在3億元左右，中行的貸款總額長期居全國首位，在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三行的貸款額中占五到六成以上。1931年后，貸款額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貸款總額仍居首位。1937年中行貸款額已經增長到8億元，比中央銀行多出15％，是交通銀行貸款額的兩倍多。

中行貸款結構發生明顯變化。改組后，中行對政府機關和個人的貸款比重逐漸減少，對工商業、農業和交通業的貸款大幅增加，1930年后的5年內，中行的工業貸款增加了兩倍，商業貸款增加了一倍。

一、加大對工商業貸款，輔助工商業發展。

（一）支持重點工業發展。

中行投資的剿絲廠

20世紀30年代，中國最主要的工業是紗、粉、絲三業。在工業貸款中，對這三業的貸款占到80％左右。

1932年絲市低落，陳絲積壓3.5萬擔，各地銀錢業的絲繭押款，完全擱滯，新繭上市，無人收購。中行奔走呼吁，江蘇、浙江兩省發行庫券300萬元，輔助陳絲出口約2萬擔。中行對絲廠的貸款不以呆滯而中止，新繭上市仍放出貸款200萬元收購新繭。

中國面粉業起步較早，但資金實力大都比較薄弱。同時又受到洋面粉的排斥，粉價低落，經營維艱，中行全力貸款支持。例如，1934年中行對天津壽豐面粉公司，貸款120萬元，又以成品、原料等貨物抵押透支300萬元，使得該廠日產面粉2萬袋左右，對抵制進口洋面粉起到了一定作用。

棉紡織業是中國的支柱產業，紡織工人占到全國工人總數的一半。30年代外商紗廠發展加快，與國內紗廠形成了激烈的競爭局面。資本較弱的紗廠停工、減工現象普遍。為做好紡織工業貸款工作，1934年中行總處特地成立“紗廠放款管理委員會”，協助貸款行隨時稽查紗廠狀況，促進其改良技術，減低成本，提高競爭力。到1934年，中行對紗廠的貸款增至3440萬元，貸款額占全國紗廠總資本的25％到35％。在全國紗廠中，中行的貸款戶占到48％。

（二）協助國貨工業擴大產銷。

1932年3月中行在上海發起成立了“國貨廠家星五聚餐會”，加強國貨工業同行的交流，交換經驗，共同研究發展策略。1932年8月，中行倡導成立“中華國貨產銷合作協會”，該會章程明確指出：“以集合本國工商業同志，謀切實合作，而利國貨制造與推銷為宗旨”。1933年中行創設“國貨介紹所”，并指示各地中行組織成立國貨介紹分所，推銷國貨。1933年2月9日，中行參與投資，在上海成立“中國國貨公司”，成為當時全國專銷國貨的最大商場。

（三）支持國內商業發展。

中行改組初期就提出，“營業方針不可不側重于商業方面，注意與商民之往來”。中行發放的商業貸款種類多，額度大，除政府借款外，商業貸款一直居各項貸款首位，商業貸款額常為工業貸款的2至4倍，有力的支持了當時商品的流通。

二、輔助鐵道、公路、煤礦和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

中國的鐵路建設自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50年的時間才修建了8000公里，而且營業收入不敷開支，負債累累，金融界大多對鐵路貸款視為呆滯貸款，很少涉足。中國銀行認為，要促進國內各產業發展，提高國力，發展鐵道事業實為當務之急。為此，中行多次投入巨資，支持鐵路建設。中行先后通過直接貸款、組織銀團貸款和發行債券等融資方式支持了浙贛鐵路、錢塘江橋、粵漢鐵路、淮南鐵路、隴海鐵路、同蒲鐵路、北寧鐵路、平綏鐵路、正太鐵路等工程的建設。

早在各地分散興建民營公路時，中行就積極給予貸款支持。在煤礦方面，中行先后對河南焦作煤礦、山西煤業公司、山西大同煤業公司、陽泉保晉公司、浙江長興煤礦、湘南煤礦等多家煤礦的發展提供貸款支持。水利工程方面，中行對海河、黃河、渭河、永定河等河流工程都給予過貸款。

三、開辦農業貸款，支持農業發展。

1931年前后，低價洋米、洋麥、洋棉充斥國內市場，農產品價格下跌，谷賤傷農。同時農民的賦稅雜捐負擔又十分嚴重，農村經濟極度衰落。中行當時已經改組為國際匯兌銀行，農業貸款不是其主要業務，但因為農業衰敗，影響到工商業與進出口貿易發展，所以中行分出資金，扶持農業發展。中行農貸余額1934年為2216萬元，1936年達到4354.50萬，增加96.5％。除了農產品押款和小額押款等對農民的直接貸款外，中行于1932年就開始在農村試做合作社貸款。到1936年，中行對合作社的貸款達808萬元，范圍擴展到10個省117個縣，關系94個合作社聯合會、3200個合作社、20.5萬農戶，有效的促進了農村合作組織的發展。

中國銀行發放短期農貸支持秋收。圖為山西軍民秋收的場景

通過轉變貸款結構，擴大貸款規模，中行有力的支持了20世紀30年代前后國內生產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