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鈔問題是袁世凱政府停兌令的直接產物。停兌令從發生到平息雖然只有短短一個星期，但是由此帶來的有關問題，對于整個國家的影響卻是十分廣泛和深遠的。京鈔問題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京鈔”是指袁世凱政府下令停兌后，在北京流通，以及后來陸續增發的不能兌現的鈔票。停兌令發布后執行最早、最徹底的是北京；在各地相繼恢復兌現時，恢復兌現壓力最大的也是北京，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北京是當時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執行停兌命令，毫無變通余地。

二、中、交兩行總管理處在北京，直接承受財政部要求墊款和濫發鈔票的壓力。

三、各分行對政府的墊款、借款最終都匯集到北京，應兌應付壓力很大。

綜上所述，京鈔問題就成為了一個多年未能解決的老大難問題。京鈔問題擾亂市場，危害人民，使得市面發生恐慌，物價上漲。魯迅在《燈下漫筆》中有這樣一段描寫：“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這便是對當時北京發生京鈔風潮的真實寫照。

京鈔問題的整理主要分為五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1916年5月28日至1917年6月30日，從醞釀恢復兌現到第一次開兌失敗。

北京中行鑒于全國多數地區中行都已開兌，北京地區擬于1916年5月28日恢復兌現，但是未獲當局批準。后經國會討論，折衷國會中各派的意見，通過了“中行先行兌現，交行則徐圖整理”的議案，中行即于10月26日正式恢復兌現。但早在開兌前，帝政派（梁士詒代表的交通系）與投機家就以低價大量收買中行鈔票，持以兌現。開兌后，每日銀行柜前均被投機家和政府中人把持，平民失去兌現機會，鈔票又脫離現金平價。后來，兌現已成為公私各界投機作弊的重要工具，京鈔的第一次整理遂以失敗告終。

第二階段：1917年7月至12月，實現限制兌現。

根據財政部令，中行將所有兌換鈔票事宜，暫歸警廳辦理。中行按日兌4萬元將現洋交警廳核收，警廳自7月25日起分20個分區同時兌現，每人每日限兌一元，兌完為止。每天有五六萬人排隊兌現，后因此做法無益于穩定鈔價，不久即停止。

第三階段：1918年1月至9月，發行民七（1918年）長短期公債整理京鈔。

經過兩次開兌失敗，政府和中、交兩行都意識到要恢復兌現，首先要解決資金問題。中國政府向日本政府貸款1.45億日元后，政府財政困難有所緩解。在中、交兩行的要求下，1918年1月25日政府發行了民國7年六厘短期公債4800萬元，4月27日發行了民國7年六厘長期公債4500萬元。中行共分配到短缺公債2400萬元，長期公債2500萬元，共計4900萬元，至1918年6月底，共售出兩種公債2481萬元，但由于給政府墊款新增1700余萬元，所以京鈔流通數實際只減少了700余萬元。同時由于京鈔用途過于狹窄，民眾對其失去信心，所以鈔價一直下跌。中行懇切呼吁財政部“自今以后，不再責令墊發鈔券”，財政部復函中、交兩行：“自1918年10月12日起，不再令兩行墊付京鈔，兩行除付京鈔存款外，亦不得以京鈔作為營業資金”。本次京鈔整理的最大收獲就是財政部答應不再責令兩行為政府墊款，此承諾成為了京鈔問題得以解決的關鍵。

第四階段：1918年9月至1920年9月，民七長短期公債續募整理階段。

京鈔數目減少，但是鈔價依然下跌。財政部上書大總統將存在兩行的公債票提歸公債局繼續發募，以吸收京鈔，但是民眾對公債能否兌現心存疑慮，銷售困難。同時又受到戰爭影響，鈔價時漲時落，京鈔成為了投機工具。

第五階段：1920年9月至1923年12月，政府發行民九（1920年）整理金融短期公債，中國銀行發行定期存單，最后結束京鈔整理工作。

1920年財政部發行的十元國庫券，由中、交兩行代發

財政部信守諾言，未向中交兩行要求墊款，但是財政拮據，于是決定發行民九整理金融公債6000萬元，其中3600萬元交公債局發售，按票面收回京鈔后全部銷毀，余款2400萬留充財、交兩部清理京鈔押款。公債局分配給中行2400萬元公債，因財政部欠款為3400多萬元，所以要將京鈔完全收回，中行還需自籌現款1000多萬元。中行建議采用定期存單辦法，換回京鈔，由中行替政府償還公債本息。自中行宣布京鈔可換開定期存單后，來行要求換存單的數額達到2200多萬元，遠超出最初所需的1000多萬。

至此，歷近十年之久，京鈔問題得以最終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