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政府從組成以來，財政收支就十分拮據。1912年底，政府欠債高達1.7億多元。1914年袁世凱復辟帝制，軍政費用急劇增加，耗盡國庫，于是挪用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發行準備金，迫使中、交兩行大量增發鈔票充作軍費，從而引起通貨膨脹。

政府軍隊以“不相信紙幣”為理由，要求發給現洋，袁世凱政府只好從銀行庫存中提取現銀發給軍隊，于是中、交兩行的現銀庫存大量下降，加之為政府的墊款激增，至1915年底時，中、交兩行的發行額猛增到3844萬元和3729萬元，社會上對兩行的兌換券信心已呈現動搖之勢。

為保存有限的現銀，1916年5月12日，袁世凱政府發布了震驚全國的中、交兩行兌換券停止兌現和存款停止付現的命令，引起軒然大波。中行上海分行毅然率先抗拒停兌令，將停兌令的影響減少到了最低程度。

上海中行登報通告照常兌現鈔票，抗拒停兌令

中國銀行股東為防萬一，早在1916年4月1日就成立了中國銀行股東聯合會，把股東會作為應付事變的后盾。停兌令發布后，中行股東聯合會立即發布通告強調：“環顧全國分行之最重要者，莫如上海一埠，上海為全國金融樞紐，且為中外觀瞻所系，故以為保全中國銀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且證之辛亥大清銀行全體瓦解，幸滬上有股東會之設立，竭全力以維持滬行，滬行因賴以保全”。

上海中行在停兌令下達之前，已有思想準備。在收到國務院停止兌現付現的命令后，上海中行率先抗拒停兌，股東聯合會立即召開會議，議定五條應對辦法，內容如下：公舉監察員2人，到行管理全行事務；請律師2人，代表股東接收全行財產；所有發行準備金也移交律師管理；登報通告，中行仍舊照章辦理，所有分行鈔票一律照常兌現；到期存款一律照付現金。

上海中行負責人宋漢章、張嘉璈把嚴守銀行信用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他們在抗拒停兌電復政府時表示：“愿盡一切力量，將庫中現金兌至最后一元，始行停兌”。上海中行率先抗拒停兌，也面臨著諸多困難。最大問題便是，北京政府可以違抗命令為由，將上海中行負責人免職，則上海中行抗拒停兌的預定計劃便難以實施。于是上海中行負責人宋漢章前訪上海會審公堂法官，征詢有何方法可使現任經、副理有數日時間留行繼續工作，以抗拒停兌命令。法官認為，中行利害關系人可以假裝尋找緣由起訴中行經、副理，在訴訟未判決期間，北京當局不能逮捕現任經、副理。上海中行便依計行事，未出差錯。

5月12日，袁世凱政府的停兌令正式公布，給上海金融帶來了一次歷史上最嚴重的“恐慌”，也是上海中行經受嚴峻考驗的第一天。一清早，上海分行門前就擠滿了擠兌顧客。張嘉璈在“自述”中說道：“晨8時由私寓赴行辦公，行至距離行址三條馬路時，即見人已擠滿。勉強擠到行門口，則擠兌者何止2000人，爭先恐后，撞門攀窗，幾乎不顧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過一元或五元鈔票數張，或二三百元存單一紙。”

5月13日是星期六，上海分行登報公告延長辦公時間，下午照常開門兌現，當天擠兌人數減為400多人。

5月14日是星期日，上海分行特別開門半日進行兌現，擠兌者已減為不到一百人。

上海中行登報通告延長營業時間收兌鈔票

5月19日，擠兌風潮完全平息。 

停兌令給全國的金融業帶來了災難深重的影響。北京市場發生恐慌，物價飛漲，當鋪止當候贖，商號停止交易，市況十分慘淡。上海金融市場更是混亂異常，南北市各錢莊因洋厘飛漲，對于紙幣只能暫不收兌，部分銀行因現款短缺，直至停業。

在停兌風潮中，中行員工抱定“寧可刑戮及身，不忍茍且從命”的決心，堅決抵制停兌。在上海分行的帶動下，太原、漢口、九江等地的分行也紛紛拒絕執行“停兌令”。中行抗拒停兌取得勝利，提高了中行兌換券的信用，使中行聲譽大振，備受社會稱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