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銀行誕生于辛亥革命之中，迄今已是一個世紀。一百年來，中國銀行始終秉承追求卓越的信仰、誠信至上的品質、改革創新的精神、以人為本的宗旨，持商業自主之信念，循銀行發展之規律，向著國際一流銀行的目標不斷邁進，見證并參與了中華民族從苦難中崛起并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

1912～1949年，戰亂頻仍，時局動蕩。中國銀行始終將維護銀行信譽作為立行的根本，將服務經濟民生作為發展的方向，將革新經營管理作為前進的動力，成為民族金融的一面旗幟，在中國近現代金融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37年中，中國銀行先后成為中央銀行（1912～1928年）、政府特許國際匯兌銀行（1928～1942年）和國際貿易專業銀行（1942～1949年）。不論職能如何變化，中國銀行始終以服務國家和民族為己任，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與進步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

在辛亥革命中誕生

清朝末年，外資銀行涌入中國，通過壟斷國際匯兌業務、自由發行鈔票、經管對外賠款、提供大額貸款等手段，獲取了超額利潤，控制了中國的財政金融命脈。為打破外國銀行壟斷中國金融的局面，清政府于1905年8月成立了中國第一家國家銀行——戶部銀行， 1908年2月更名為大清銀行。大清銀行成立后，股本總額1000萬兩銀元，官商各占50%。

辛亥革命爆發后，大清銀行商股聯合會于1912年1月初上書剛剛成立的民國政府，建議將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作為政府的中央銀行。鑒于大清銀行資金充足，機構和人員均較其他銀行完備，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迅速批準，要求“先行開辦，克期成立”。

1912年2月5日，中國銀行在上海漢口路大清銀行舊址舉行成立大會，并正式對外營業。從此，在中國和世界的金融舞臺上，高高飄揚起“中國銀行”的旗幟。

中國銀行成立后，立即承擔起鞏固新生政權、服務民生經濟的歷史重任，在提供資金支持、統一全國幣制、維護金融秩序等方面發揮了中樞作用，有力地鞏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一是收兌軍票。南京臨時政府為解決財政困難，發行了500萬元軍用鈔票，由中國銀行負責兌換為通用銀元。到1912年10月，中國銀行基本收兌完畢。二是發行貨幣。1912～1913年中國銀行共印制各種票面兌換券4450萬張，面值22170萬元，陸續投入市場，全面替代了原大清銀行兌換券的地位，對恢復和穩定金融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三是代收稅款。中國銀行成立后即負責經收上海海關稅款。四是代銷公債。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發行軍需公債1億元，由中國銀行經募出售。此后在歷次公債發行中，中國銀行均是主要的經募人。五是服務民生。中國銀行積極開辦存、貸、匯等商業銀行業務，服務社會民眾，支持經濟發展。

樹立信用鞏固行基

中國銀行自成立之日起，即認定“維護信用為銀行生存之基礎”。不論風云如何變幻，中國銀行始終將誠信作為立行之本，使得“信譽深得社會上一般民眾之同情擁護”，為百年基業奠定了堅實基礎。

拒絕執行政府“停兌令”

1916年5月12日，袁世凱政府為解決財政困難，悍然下令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所有已發行之紙幣及應付款項，暫時一律不準兌現付現”，引發社會嚴重恐慌。中國銀行上海分行以“寧可刑戮及身，不忍茍且從命”的決心，拒絕執行“停兌令”。太原、漢口、九江等地分行紛紛響應。在各方聲援下，政府最終收回“停兌令”。抗“停兌令”事件不僅使中國銀行聲譽大振，更增強了普通民眾對銀行業的信任，為樹立現代銀行業的市場信譽和地位發揮了關鍵作用。

穩健發行鈔券

中國銀行作為發鈔行，始終堅持“穩健發行”方針。1913年制定《兌換券則例》，1920年分區集中發行準備，1928年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率先建立發行準備金全部公開制度，規定中國銀行發行兌換券須備足“現金準備六成、保證準備四成”，并每月檢查一次。中國銀行還堅決反對濫發鈔票，堅持有計劃地控制發行總數，使得中國銀行鈔券信用在歷次金融風潮中始終保持穩定。1927～1934年，中國銀行鈔券發行基本上穩定在2億元以下。1934年因市面鈔券短缺才稍有增發。1935年11月實行法幣政策后，中國銀行協助政府收回商業銀行鈔票及收兌銀元，鈔票需求量增長較快。

中國銀行創設了領券暗記制度。即沒有發行權的銀行和錢莊與中國銀行訂立協議，按約定條件領用加印暗記的兌換券，以表明此鈔系由某銀行、錢莊領用，然后向市面發行，仍由發鈔行負責兌現，兌進的暗記券再按不同暗記，分別整理后通知有關領券行、莊以現金兌回，再對外發行。

走出國門放眼世界

中國銀行從成立之初就提出要“內審社會趨勢，外觀世界潮流”，并逐步邁向國際金融市場。1915年在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廣東開辦外匯業務，1917年設立香港分行，1929年設立倫敦經理處，1931年設立大阪分行，1936年設立新加坡分行和紐約經理處。到1949年，中國銀行先后設立了34個海外機構（因戰亂等原因，1949年時中國銀行海外機構為19家），分布在歐洲、美洲、亞洲、大洋洲，成為國際金融界的一支重要力量。

改革會計制度

1913年起，中國銀行結束上收下付的舊式記賬法，采用復式借貸記賬，帶動全國各行業推行新式記賬方法。1929年，時任中國銀行總經理的張嘉（1889～1979年，字公權，近現代著名銀行家和實業家）聘任倫敦密特蘭銀行副總會計尼克爾為中國銀行顧問，幫助改革中國銀行會計制度。次年11月，中國銀行制定出第一部《中國銀行會計內規》，進一步改革會計制度，簡化手續，提高效率，加強內控，節省費用，奠定了近現代會計制度的基礎。

改革人事制度

中國銀行改革大清銀行的用人舊習，實行量才錄用的考試聘任制度，完善服務待遇規程，嚴明組織紀律，加強教育培訓，將職業操守的培養和業務知識的提高作為“百年不易”的準則，在金融界樹立了新的風氣，為同業所普遍效仿。特別是中國銀行改組成為政府特許國際匯兌銀行后，對人事管理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形成了一套重視人才、重視教育、重視績效、管理嚴格的人事制度，使得中國銀行的員工素質和服務質量領先于同業。

加強調查研究

中國銀行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工作。1920年成立了調查室，1928年改為調查部，1930年改為經濟研究室，先后邀請馬寅初等國內外第一流的經濟學家從事研究工作，在推動業務發展的同時，成為國內學術性研究的權威機構，為國際所矚目。

勇擔重任穩定金融

中國銀行始終“抱定為國家、為社會犧牲之決心”，勇于承擔歷史重任，積極參與穩定金融各項工作，為壯大民族金融力量而努力。

服務民眾發展經濟

中國銀行堅持以“服務民眾、改進國民生活”作為發展各項業務的前提，始終以國民經濟的樞紐自任，大力扶助工商實業，積極支持基礎建設。20世紀30年代，中國銀行率先辦理農業貸款，并培養了一支專業的農村金融隊伍，促進農業生產發展。同時，中國銀行大力開展多元化經營，全面開拓保險、信托、直接投資等業務，以“謀國民生產力之增加”。中國銀行貸款總額長期居國內同業之首，致力于推動民族經濟的發展。

扶助同業渡過難關

20世紀30年代，受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影響，中國金融業處境艱難。中國銀行“不以獨善其身為得計”，將支持同業渡過難關作為自己的責任，防止民族金融組織基礎發生動搖。1930年底，中國最早的儲蓄銀行——新華信托儲蓄銀行（1914年成立，原名新華儲蓄銀行）因資金周轉不靈即將停業，中國銀行聯合同業對其實行增資改組，助其起死回生。1932年10月，天津中國實業銀行發生擠兌，向14家銀行三次請求救濟，共借款120萬元，其中中國銀行天津分行分擔56萬元，幫助其渡過難關。

積極參與幣制改革

1933年，中國廢除了沿襲數百年的銀兩制度，實行銀元制度。時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的貝祖詒（1893～1982，字淞蓀，著名銀行家）在推動“廢兩改元”中起了重要作用。作為“廢兩改元”研究會的委員，他力主盡快實行改革，態度鮮明地駁斥外商關于中國若實行“廢兩改元”需要10年或更長時間的說法。

此外，中國銀行積極推動統一銀行紙幣。1935年，國民政府頒布《財政部新貨幣制度說明書》，規定自11月4日起，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三行發行的鈔票為法幣，不再使用銀元，實現了全國統一貨幣、統一發行，推動中國金融業進入一個新階段。

積極抗日共紓國難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銀行總管理處先后在漢口、香港成立駐漢總處、駐港總處，后于1940年7月遷往重慶。中國銀行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氣概，在穩定全國金融、供應軍需鈔券、支持后方建設、扶助對外貿易、募集外匯資金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為抗戰勝利作出突出貢獻。

根據大后方建設的需要，1937～1942年，中國銀行在西南、西北地區增設機構106處。同時，積極開辟西南通道，先后在越南（河內、海防）、緬甸（仰光、瓦城）、印度（孟買、新德里）、巴基斯坦（卡拉奇）等國設立分支機構，并成立臨時運輸處，從緬甸運進機器、汽油、機油、紅十字會藥品等，為抗戰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外，中行充分發揮海外機構的作用，成為經收僑匯的主力。1939～1945年，中行累計經收僑匯2.30億美元，比戰時中國與英美兩國易貨貿易借款的總額還多7000萬美元。

1942年下半年，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國農民銀行四家銀行的分工被重新調整，中國銀行成為政府特許的國際貿易專業銀行，業務范圍縮小，發展受到限制。但中國銀行仍克服重重困難，想方設法挖掘潛力，繼續發展海外業務，努力為抗戰服務。全國解放前夕，中國銀行廣大愛國員工在中共地下黨領導下，組織動員起來，保護銀行資產，迎接解放。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銀行擺脫了舊官僚資本的束縛，獲得了新生。

來源：《中國金融》雜志 賈瑛瑛 20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