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建設，是黨中央在新常態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打造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的重大戰略部署。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必須要在國家總體戰略布局下，實現投資與貿易的雙輪驅動、協調發展。從投資看，隨著我國企業“走出去”的不斷深化以及各類重大投資項目的逐步落地實施，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下稱“沿線國家”）投資有望取得較為豐碩的早期收獲。從貿易看，我國與沿線國家貿易盡管呈現較快發展勢頭，但因受制于諸多發展瓶頸，貿易不平衡、結構不合理等問題較為突出，雙邊貿易水平的進一步提升存在較大難度。商業銀行作為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主渠道，要充分擔當社會責任，發揮專業優勢，全力打造支持“一帶一路”經貿往來的金融大動脈。

我國與沿線國家經貿往來的主要特點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含我國）共64個。2013年末，64國總人口約30.39億人，年生產總值約12.81萬億美元，分別占全球總量的43.3%和17.2%；當年貿易（除另有說明，本文提及“貿易”“進出口貿易”等均為貨物貿易，不含服務貿易）總額9.06萬億美元，占全球貿易總量的26.18%，是全球重要的貿易發生地。隨著我國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水平的提升，我國與沿線國家經貿往來也不斷深入，呈現出以下六個特點。

第一，雙邊貿易增速較快，但在沿線國家貿易中的整體占比不高。過去10年，我國與沿線國家貿易年均增長19%，比同期我國對外貿易年均增速高4個百分點，但我國在沿線國家對外貿易發展中的“口袋份額”并不高。2013年，我國與沿線國家貿易總量1.04萬億美元，占到我國對外貿易總量的25%，而占沿線國家對外貿易總量的比重僅約為11.5%，這一數據明顯低于我國與歐盟、美國、日本貿易量分別占三個經濟體對外貿易總量的比例（分別為12.30%、13.32%和20.05%）。這表明隨著我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經貿合作的深化，雙邊貿易增長將具備很大潛力。

第二，雙邊經貿往來結構不平衡，除西亞北非外對我國貿易普遍逆差。沿線國家的對外貿易整體實現順差4443億美元，但與我國的貿易往來中卻出現976億美元的逆差。其中，除西亞北非地區對我國貿易實現386億美元順差外，其余5個地區對我國全部為逆差。在全部64個國家中，僅有蒙古、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馬來西亞、泰國、馬其頓、斯洛伐克和7個中東產油國共14個國家對我國貿易實現順差……

我國與沿線國家經貿發展機遇與瓶頸并存

“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需要貿易發展的長期支撐，也為貿易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與條件。同時，應該看到，我國與沿線國家貿易存在的結構不平衡、區域不平衡、進出口商品集中度高的特點，既是由不同地區自然稟賦、生產力水平與經濟實力決定的，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一些外部瓶頸的制約。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一是地緣政治局勢動蕩。受民族、宗教矛盾與大國政治博弈影響，西亞北非、南亞、獨聯體等“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地緣政治局勢非常復雜，內戰、局部區域沖突不斷，政權顛覆時有發生，加之個別地區恐怖主義盛行，都對我國與沿線國家經貿往來帶來嚴重的影響。二是營商環境有待改善。一些國家市場化程度不高，法律制度不健全，對貿易、投資保護不足；企業乃至銀行經營缺乏規范的行業準則，違反國際慣例與商業欺詐現象時有發生；一些國家文化習俗獨特，進出口貿易開展必須滿足特殊的條件，這些都加劇了我國與沿線國家貿易往來的風險。三是區域貿易保護嚴密，大國博弈加劇。出于對本區域貿易的保護,“一帶一路”沿線區域貿易共同體、多邊自由貿易協定較多，外國商品進入市場的成本較高。同時，美國、俄羅斯、歐盟等出于戰略考慮，力圖通過加強對沿線國家的控制保護本國貿易利益和戰略訴求，也增加了我國與沿線國家貿易往來的壓力。四是市場競爭激烈。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我國加快推動出口商品轉型升級，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成套設備等的出口比例不斷增加，出口商品結構與發達國家越發相似，與發達國家在“一帶一路”地區貿易市場的短兵相接不可避免。五是貿易制裁愈發嚴厲。國際商會《2014ICC全球貿易融資調查》指出，反洗錢和客戶盡職調查的要求是制約貿易融資供應的首要阻礙因素。“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受制裁國家較多，且多數與我國貿易往來密切，商業銀行提供貿易服務的反洗錢工作壓力較大，如何妥善應對制裁也是雙邊經貿發展面臨的一大難題。

突破貿易瓶頸，打造支持“一帶一路”經貿往來的金融大動脈

為有效破除“一帶一路”貿易發展瓶頸，商業銀行必須發揮專業優勢、推動業務與服務模式創新，進一步幫助企業深化貿易伙伴合作關系、優化經貿往來環境、提升商品貿易競爭力、有效規避各類風險。

第一，大力發展人民幣國際化業務，突破交易貨幣的瓶頸。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深入，人民幣在跨境貿易、融資與投資過程中使用占比不斷提升，產品更加多樣，流動渠道更加暢通，在幫助企業降低因匯率變動帶來的交易成本的同時，帶來了更多的人民幣計價貿易與投資機會。在“一帶一路”經貿發展過程中，一方面商業銀行應積極推進人民幣與沿線國家貨幣的報價和直接交易，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在貿易、投資中的使用范圍，降低使用第三國貨幣對雙邊貿易往來的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商業銀行應積極創新人民幣風險規避與資金增值產品，打消沿線國家企業使用人民幣的后顧之憂，并進一步促進人民幣用于沿線國家資產計價、納入沿線國家儲備貨幣，提升人民幣接受程度。此外，商業銀行還應不斷完善人民幣資金清算渠道，構建更為暢通的人民幣跨境流通機制，提升人民幣使用的便利化程度。

第二，主動調整對外貿易結構，突破貿易不平衡的瓶頸。我國與大部分沿線國家的貿易呈現順差，為避免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阻礙“一帶一路”建設推進，我國有必要主動調整貿易結構，促進我國與沿線國家貿易平衡，實現各方互惠共贏。商業銀行應靈活應用自身產品與服務，支持貿易結構的調整優化。在出口方面，商業銀行要重點支持我國在“一帶一路”貿易中具有較高技術含量的機電產品、成套設備出口，促進出口產品升級；特別是要進一步優化全球供應鏈金融業務模式，圍繞高新技術核心企業提供涵蓋采購、生產、銷售等供應鏈各環節的全球供應鏈金融解決方案，重點提升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向“一帶一路”國家特別是東歐國家出口的競爭力。在進口方面，要以上海能源交易中心建設為契機，推進專業化大宗商品業務平臺建設，探索人民幣計價交易，有效帶動我國從沿線國家的能源、礦產進口；同時要通過金融支持手段促進沿線國家優勢商品向我國出口，借助絲路基金創新貿易融資產品、拓展海內外機構的聯動融資產品，帶動我國從沿線國家進口優質非資源類產品，降低我國進口商品集中度。

第三，創新銀行服務模式，突破貿易便利化水平低的瓶頸。“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整體仍相對較低，物流、海關等貿易服務、管理綜合水平不高，貿易便利化水平制約了雙邊貿易的發展。商業銀行要不斷創新服務模式，促進貿易便利化。一是抓住我國與沿線國家鐵路互聯互通建設機遇，以“渝新歐”“鄭新歐”等歐亞鐵路橋建設為契機，積極創新具備全程監管條件的鐵路貨物監管模式與運輸單據抵押融資模式，提升鐵路運輸的便利性與融資便捷性，帶動鐵路沿線物流、冷鏈食品及醫藥行業等各類商品貿易發展，進一步打開中東歐、東南亞進出口市場。二是加強對區域通關一體化改革等通關便利措施的研究，進一步發揮關稅保函、海關保函等銀行擔保業務對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的作用。三是探索我國與沿線國家產業園區貿易金融服務模式，以產業集群為重點提供貿易便利化與供應鏈融資服務。四是探索國內服務外包企業融資服務模式，加大對具有一定發展潛力的服務外包企業支持力度，通過對外信息服務、工程服務、運輸服務、咨詢服務能力的提升帶動服務貿易的增長。

第四，加快海外機構建設，突破境外金融服務的瓶頸。“走出去”企業對外投資與貿易發展離不開“走出去”金融機構的支持。由于當地商業習慣不同且金融服務能力有限，我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走出去”企業較難得到當地銀行機構的金融支持。近年來，我國金融機構加大走出去力度，工行、農行、中行、建行在沿線國家已設立40余家分支機構，但多數集中于東南亞、西亞、俄羅斯等相對發達地區，無法充分滿足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各個國家的金融服務需求。商業銀行應積極做好布局，一方面結合客戶業務特點，以我國在各區域重點貿易伙伴國為優先目標，完善機構設置；另一方面加強與未設機構沿線國家的主流銀行同業授信及互委業務關系的建立，通過開展信用證、保函等基礎結算和貿易融資、項目融資、銀團貸款等業務合作，擴大對我國企業貿易金融服務的覆蓋面。

第五，發揮風險管控專業性，突破貿易風險的瓶頸。“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國別風險與交易風險較高。為盡可能降低貿易風險，企業往往更多地依賴商業銀行的專業服務。根據中國銀行統計，2014年，中行境內機構對沿線國家單證業務結算占全部貿易結算的比重接近27%，高于該行單證業務占貿易結算的整體比重9個百分點，“一帶一路”貿易客戶對于通過傳統銀行結算工具規避貿易風險的需求突出。商業銀行要發揮專業經驗，嫻熟運用國際規則幫助企業開展貿易，還要發揮自身在國別風險、信用風險、市場風險等多方面的風險管控專業能力，運用資金交易、保值避險等產品服務及風險管理工具，幫助企業規避交易風險。商業銀行還應積極發揮在國際組織、專業機構的作用，在規則制定過程中為中國企業爭取權益。此外，商業銀行的海外機構也應充分發揮植根本土、了解當地市場交易環境的優勢，幫助企業做好風險提升與交易對手的甄別工作。

加強政策支持力度，營造“一帶一路”經貿往來的良好環境

第一，加快推動區域貿易協定與貿易便利化建設，營造公平、便捷的貿易環境。建議我國政府加快推進中國—海合會自貿區、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ECP）談判，積極提升與上海合作組織國家、歐盟、印度等的貿易自由化水平，以多點開花的貿易布局優化與沿線國家貿易結構、擴大市場規模。同時積極深化與周邊地區海關、邊檢等的合作，進一步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
第二，政府機構助力貿易項目的撮合與推進。“一帶一路”地區沿線貿易環境復雜，單純依靠金融機構與企業自身推動貿易難度較大。建議充分借助政府間的外交合作推動經貿往來，發揮我國政府代表團隊、使領館的作用廣泛吸引交易對手，同時輔以銀行專業支持，形成“政府搭臺、銀企唱戲”的良好貿易撮合機制。

第三，明確產業發展導向，貨物貿易產業升級與服務業發展雙管齊下。建議政府部門出臺支持政策，引導金融機構差異化支持貿易產業升級與結構調整；同時指導金融機構針對性加大服務業的支持力度，以服務外包的發展與服務貿易的擴大帶動貨物貿易發展水平。

第四，在岸金融與跨境金融緊密結合，深化金融改革與創新。隨著上海等地自貿區建設的深入，配套金融改革的范圍也從在岸金融向跨境金融逐步延伸。建議金融監管部門給予商業銀行更大的跨境金融創新自主權與靈活性，以便商業銀行境內機構、海外機構更好地聯動，充分利用境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更好地滿足“一帶一路”經貿企業差異化金融需求。

第五，推動開發性金融與商業銀行業務聯動創新。一是建議優化外匯儲備運用方式，整合商業銀行客戶、產品資源與絲路基金資金優勢，創新絲路基金與商業銀行支持貿易發展的合作模式，切實發揮外匯儲備對經貿發展的支持作用。二是建議深化商業銀行與信用保險公司、進出口銀行等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業務合作，發揮政策性金融擔保作用，支持商業銀行擴大“一帶一路”貿易融資投放力度。（作者系中國銀行總行貿易金融部總經理）

來源：《中國金融》雜志  2015-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