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虽然早已成为国际大宗商品最为重要的消费者，然而与之相关的业务长期以来却是中资金融机构的软肋。

“最困难的是要满足当地多方面的合规要求，从系统、流程到人员各个方面都有细致的要求，真的是从零开始，一步步建起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时，中银国际大宗商品业务主管范兆康回忆起4年前筹建伦敦分支的经历时仍有感叹。

伦敦是中银国际的第二站，往前推半年，中银国际的香港大宗商品团队刚刚组建，但起步摸索的挑战并没有影响中银国际全球布局的速度。作为最早进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中资金融机构，现在中银国际已经获得包括LME在内的五家交易所清算会员资格，在伦敦、新加坡、纽约、香港和上海设立机构，在短短五年内即通过自身的有机发展搭建起全球网络。

过去几年，这一切正在悄然改变，在中银国际首先进入市场后，更多中资金融机构开始加速大宗商品业务的发展，尤其是港交所收购LME之后，这一改变更是加速进行。

“过去十几、二十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和消费国，然而无论是金融交易还是现货交易方面，中资金融机构的角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有所缺失，中国缺乏的是在大宗商品市场上世界级的金融机构。”范兆康表示，中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将能够帮助中国大宗商品消费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多主动权。

《第一财经日报》：过去几年，不少大型外资投行在大宗商品价格走弱的情况下，一直在剥离部分业务，这和中银国际在大宗商品市场的策略看起来恰恰相反，应该如何理解?

范兆康：这一、二年内，你会看到一些外资投行退出某些商品交易的领域，更多是一个洗牌的阶段。过去十多年里，大宗商品的价格一路攀升，基本上做什么都能赚，所以不少大型投行的业务也是全面布局，现在市场有些改变，商品价格有所下降，监管措施的变化又令合规成本大幅升高，不同的业务条线面临多方面挑战，投行就需要把资源放在最有优势的业务条线或者产品上，虽然关掉部分业务，但仍会保留一些最有优势的主要业务条线。

对于中资金融机构来说，恰恰提供一个进入市场的好时机。过去中资机构一直想要进入这个市场，但一方面缺乏专业知识，另一方面缺乏大宗商品领域的中国人才，这块业务一直难以组建起来。

可以说，如果没有最近几年的洗牌，中资走进来的难度可能更大。现在的市场环境下，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就成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回归到最基本的竞争力，在具备外部环境的条件下，就要看自己是否有能力抓住机遇建好平台。

日报：过去五年，中国银行和中银国际在大宗商品领域做了哪些准备?

范兆康：作为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银行集团，中国银行充分发挥全球多平台服务优势，目前已在新加坡、上海和伦敦成立了大宗商品融资中心和业务中心，并在纽约设立了大宗商品专业团队，为企业提供包括银团贷款、贸易融资、结构化融资等方面的综合金融服务。

对于中银国际而言，过去五年更多的是一个平台搭建期，搭建全球的平台，因为大宗商品本身是一个全球的市场，必须在海外主要的商品中心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平台才能够满足客户需求。

我们从2010年开始组建大宗商品业务， 2011年初正式开始营运，最初从能源开始，为中资企业提供能源产品的保值、风险对冲服务，最主要的交易场所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和欧洲洲际交易所(ICE)，由于我们与中资企业的沟通更方便，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提供一些弹性安排，业务进展得比较顺利。

很快我们拿到了CME的会员资格，在香港开始营运半年后，我们开始组建海外公司，第一个是伦敦，目标是拿到LME的会员资格。现在，我们在美国也有分公司，主要提供CME清算服务;在新加坡有基本金属和成品油的交易台;去年在上海自贸区内建立第五个点，希望以后能利用自贸区的这个机构做一些创新的产品。同时，我们也拥有LME、CME(含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纽约金属交易所(COMEX)及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ICE EU的清算会员资格。

五年过来，我们基本建成一个全球的平台，无论期货、衍生品，或是客户需要的能源、基本金属、贵金属、农产品等产品都可以满足，场内、场外，24小时都可以操作。

日报：如果说过去五年是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平台搭建期，那未来五年中银国际有什么发展计划?

范兆康：我们一开始主要集中在期货方面，但从组建第一天起，我们的定位就是希望为客户提供一个商品业务全方位的解决方案，因此计划慢慢在这两年延伸到其他商品领域，未来五年，我们会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高增长阶段，变成一个更完善、更全方位的商品服务商。无论是北美还是南美，在商品市场上仍然很重要，理论上来说，我们在那边的业务规模也会越来越大。

我们在上海自贸区的布局，更希望做一些创新业务，也就是跨境交易，方便境内客户参与境外交易所的产品交易，境外客户也可以通过我们做境内的交易，现在还在研究相关政策，将来如果在自贸区有一些具体的政策能够允许这么做，我们会想办法实现上述构想，这也是我们第二阶段发展的一个重点。

日报：在平台搭建完成后，有没有想过参考外资投行的发展模式，未来考虑控股一些交易所授权的仓库?

范兆康：实际上，港交所收购LME之后，在授权仓库方面做了不少改革。现在的情况下，仓库的营运环境更回归本质，也就是回到最基本的物流角色。过去金融机构之所以会买入，是考虑到仓库物流与交易之间的协同效应会更高，但现在LME的一个改革要求是把仓库营运和商品交易分开，这就打破了二者之间的协同效果，强调仓库回归本身属性。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现有模式就可以满足需求。

另一方面，我们开拓业务条线时也主要从客户的需求和是否能够提供增值服务方面考虑，现阶段暂时没有这方面的计划。

日报：港交所收购LME之后，中国在商品市场的定价权问题也更频繁被提起，作为LME第一家中资清算会员，你认为中资金融机构在有色金属商品市场的定价权问题上能起到什么作用?

范兆康：中国有色金属市场从矿山、冶炼到贸易制造、生产加工都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了重要发展，中国各种基本金属的产量和消费量在世界金属市场中的份额也逐渐增加，目前，铝、铅、锌、镍的产量和需求都排在全球首位。

巨大的生产和购买能力，让中国企业更深入地参与到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和大宗商品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但全球大宗商品的定价权还是主要掌握在生产商(矿商)、国际大型贸易商和国际金融机构手中。

过去十几年间，中国也出现了一批世界级的生产制造及贸易企业集团，但生产、需求都上去的同时，金融服务还没完全跟上，缺乏在大宗商品市场上世界级的金融机构。

如果有更多中资机构参与，帮助中资企业进行交易，中资会员的影响力会更大，能更有效地反映中资客户的需求。我们在成为首家在LME直接提供交易及清算服务的中资机构后，能为全球特别是中国大宗商品及资源企业客户提供LME的商品风险对冲产品及服务，帮助中国企业更全面深入地参与国际市场。另一方面，运用中国银行庞大的客户资源、全球网络和专业团队，我们也希望能够发挥优势，成为中国企业和国际市场的桥梁，帮助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取得更多主动权，更灵活地应用各种交易方式，更成熟地面对国际市场。

日报：发展亚洲商品市场也是LME近年来的重点之一，去年推出首批小型合约后，今年也会开始接纳人民币抵押品，这些外部发展给中资金融机构带来哪些发展机会?

范兆康：港交所想做的更多是提供一个便利条件，或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支持，让圈里的参与者能够做到以前无法做到的业务，或者是把更多的客户和交易量带进市场。

他们在做的一方面是人民币计价产品，例如去年推出的小型合约都是以人民币计价;另一个方面就是人民币抵押品。这些都是为中资企业、客户和参与者提供更多便利，吸引更多企业进场交易LME的产品。对我们来说，所有这些对中资金融机构都是好事，更容易发挥我们在中国市场的优势。

日报：“一带一路”是另一个给中资金融机构和企业带来不少憧憬的战略，这对中资机构在大宗商品业务的发展上是否也带来新的机遇?

范兆康：一带一路战略首先涉及很多基础设施建设，对基本金属的需求会产生正面影响，企业对冲保值方面的需求也可能更多;另一方面，很多中资企业会随着“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中国银行和中银国际一直以来的定位就是要成为这些走出去企业的紧密伙伴，这个走出去的过程或多或少给我们带来不同领域的机会，拉动各方面需求的增加。

以前，中资企业“走出去”更多是购买一些上游的矿藏资产，锁定自然资源;现在则有一些变化，他们会更多考虑整个产业链的布局，希望更多投资中游的炼厂或者下游的销售渠道，以前中资金融机构可能没有能力提供全方位，他们对金融方面的需求更多样化，也给我们更大的发展空间。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秦伟  2015-05-29